74只有合作与发展，才能培育全球市场、优化全球资源、实现互利共赢，这种相互依赖、相互塑造共同利益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在八二修宪的前一阶段，关于国家机构的讨论非常开放，连彭真同志也提出过要不要保留检察机关的议题供大家讨论，可见机构重建与立法层面的宣示性机构定性并没有终止有关检察院是存是废的讨论。[40]这些背景解释了为什么现行《宪法》134条（当年是第129条）选择了照搬1979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的表述，本文认为，这其中的道理就是，在避免争论、尽速完成修宪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下，凡没有重大理由予以修改的，则延续旧例。
[10]从内涵上看，法律监督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一般监督，而一般监督则是源于苏联的概念。作为一种监督方法，是指苏联检察机关会通过一般性的检查[13]活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然后予以处理。同前注[8]，田夫文，第82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检察机关更是被整建制撤销，到1978年才恢复建制。理论上不能自洽是一个问题，实际情形中，则呈现了另一幅有趣景象。
在该次修改中，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定位是检察系统着力申明的原则。[87]同前注[51]，孙谦文，第10页。反过来，即使是撤销诉讼，法院在判断诉的利益消灭、瑕疵治愈上，有时也对从处分时到现在变化了的行政行为要件事实作出认定判断。
[34] Wolff/ Bachof/ 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d.2, 6.Aufl. (2000), §48 Rn.7.当然，该书对拘束力作广义理解，包含后述的构成要件效力。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61頁。[26]如此看来，公定力概念的必要性原本就是可疑的。作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应该从连续的两个方面来理解，即规律内容的实体违法性与作为措施的程序违法性。
该原告资格的基础在于双层构造的基层，即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的法地位。[29] 兼子仁・前掲公定力の理論17頁以下、57頁以下。
例如，即使是以部分拒绝事由为理由作出拒绝申请处分时，如果其他拒绝事由可以比较容易审理判断，也不应剥离出撤销诉讼对其作出判决。因而，行政厅对规律的判断优先且通用于私人，以此为原则已经不符合宪法的理念，但作为例外承认还不能说违反宪法。[45] 東京高決2003年12月25日判例時報1842号19頁。与职权撤销、不服申诉撤销一样，撤销诉讼被定位于一种撤销程序。
宮崎良夫『行政争訟と行政法学』(弘文堂、1991年)197頁以下。超出抗告诉讼、而是一般性的纠正诉讼的提案[81]也是这种双层构造的体现。其中，如果考虑到处分的第三人提起课予义务诉讼的情形，就能设想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禁止处分相对人的项目等。[106]在新法之下，这种判决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另外，列举了发生问题的事例，阿部泰隆『行政訴訟改革論』同『行政訴訟要件論』(弘文堂、2003年)4頁以下、18頁以下（初出1993年）。如此，就强调了在行使公权力上抗告诉讼各种类型的特殊性，而反过来，处于民事诉讼和抗告诉讼媒介位置的公法上当事人诉讼（行诉法第4条后段的所谓实质的当事人诉讼[15]），其法的性质却很难说是明确的。
在恢复原状的手段中，撤销是宣告作为规律或法规范的行政行为自始不存在，[75]而法院对诉讼标的之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私人的法地位作出判决、确定法规范，两者互为表里，因而，在制度上当然要将撤销法定化。不过，在禁止诉讼中，存在其他适当方法是诉的消极要件（第37-4条第1款但书[85]），与此不同，第37-2条第1款是将不存在其他适当方法与重大损害要件并列作为诉的积极要件，因而，设想的其他适当方法是比特别法定的行政（诉讼）程序更大范围的程序。
小早川光郎｢行政訴訟の課題と展望｣司法研修所論集111号(2003年)40頁以下。[74]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诉讼形式是抗告诉讼还是公法上当事人诉讼等，而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在多大范围内对行政行为程序之后发生的该行政行为事由根据作出审理判断。（三）禁止之诉中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联动构造 接下来考察的是，在这次被法定化的抗告诉讼类型中，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联动？行诉法第37-4条的禁止之诉几乎只是通常的即时确定利益问题。只有不介入能作为行政厅在调查解明事案上行使裁量权的一种方式得到正当化，才承认适当方法要件。3. 构成要件效力 在行政行为规律、拘束的法关系之外其他行政上的法关系、私人之间的民事法关系、刑事诉讼的场合，有利害关系的私人、管辖的行政厅和法院都必须尊重行政行为的规律和拘束力，这被称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Tatbestandswirkung）。如此，对于公权力性事实行为，因为其没有规律的性质，如果也不能在其他意义上理解撤销，明显就应当通过抗告诉讼请求认定其违法性和加以禁止。
在公定力的目的上，列举的是撤销诉讼的各种功能。2004年修法增加了抗告诉讼的两种类型，即课予义务诉讼和禁止诉讼（第3条第6款、第7款、第37-2条～第37-4条[1]），但仍然维持着这种条文构造。
而考虑到行政行为的情形，争讼撤销也是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一种手段（后述（四）），因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也包括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等其他手段，其根据和前提在于通过抗告诉讼认定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不是撤销，更不是公定力的排除。通过判决确认行政活动的违法性、或者私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地位，这可谓整个行政诉讼的最小公约数。
这种构成要件效力范围问题与存续力界限问题的区别，早就在区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遮断效果的讨论中得到启发。（七）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上文强调了行政行为在规律上的性质，并将行政行为撤销诉讼及抗告诉讼的制度或对象解释为法（律）关系的复合。
[18] 这里的规律对应的德语是Regelung，属于行政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事实单方面作出的旨在实现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48] Michael Sachs, in: Stelkens/ Bonk/ 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6.Aufl. (2001), §43 Rn.151ff.; Seibert, a.a.O., S.130ff. [49] 详见人見剛｢金銭徴収・給付を目的とする行政処分の公定力と国家賠償訴訟｣東京都立大学法学会雑誌38巻1号(1997年)157頁以下。[88] 最判1999年1月21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3巻1号13頁参照。山本隆司・前掲法関係399頁以下。
[39] 作为违法抗辩问题的解释论，参见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下)』(有斐閣、新版、1997年)447頁以下。[57] 不过，包括之前有力的反对说在内，参见南＝高橋編・前掲条解行訴468頁以下、472頁以下[東亜由美]。
[107] 对于德国法，興津征雄・前掲法学協会雑誌121巻2号238頁。因为多数情况下选择这种处分或多或少地还存在行政裁量，如果不认可这种判决，就明显抹煞了课予义务之诉的意义。
其理论背景在于行使公权力的公定力和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观念。[58] 山本隆司・前掲法関係178頁。
[96]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首次判断权并不像过去那样是针对行政厅所作的结论、作为结果的处分，而是针对为处分提供理由的判断和推论来说的。[54] （二）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深度——作为规律的行政行为与作为措施的行政行为 如此，抗告诉讼、特别是撤销诉讼的核心在于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认定，这在以行政行为违法性为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通说中得到体现。这不是诉讼法的问题，而是行政厅消除自身违法行为的结果、恢复合法状态的实体法上义务的归结。反过来说，在课予义务判决的内容上，原告在可能的程度内将请求的处分内容特定化即可。
结果在小早川论文中，抚恤裁定案件、违法性继承、国家赔偿请求问题全部作为有无遮断效果来讨论，但其理论框架仍有重整的余地。另一方面，如果像这样更广泛地理解行政行为的效果，能承认行政行为中的认定判断具有遮断效果的，通常就仅限于与行政行为效果相抵触的情形。
[7] 最大判1981年12月16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35巻10号1369頁。[55]不过，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行政行为是什么。
[20] 小早川光郎『行政法・上』(弘文堂、1999年)268頁以下。首先，行诉法第44条排除了根据民事保全法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临时处分。
